1934年5月6日，刘长征出生在湄潭县天城塘（今天城镇）小溪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给他取名刘秀禄。7岁时，刘秀禄进入私塾，读7年后，进入天城小学。个子大，胆子也大，担任童子军中队长，是个娃儿头。
1949年12月，天城塘开进来一队解放军，天城乡的穷苦人翻了身。1950年1月，天城乡人民政府成立，在校读书的刘秀禄拉着农会主席黄成方的手不放，要到乡政府当兵，保卫红色政权。解放军指导员张治国说：你才十五岁，枪托子杵到脚后跟，当什么兵？黄主席说：土匪非常猖狂，你不怕死？刘秀禄挺起胸脯：“猫田沟牺牲的红军、有的都只十几岁，死有何惧！”听着红军故事长大的他从小就抱定当英雄的决心。张指导员被磨缠了三天。在黄主席的极力推荐下，才答应了。安排他和汤学敏指导员一起工作。从此，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长征。
汤指导员也很年轻，20来岁，江西广丰人，从学校参军到贵州才8个月。和汤指导员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个30多岁，当过兵，会修手枪的人，叫谭发育，家住德隆乡。他们三人不离左右。为了躲避土匪袭击，白天出入于乡政府、或下乡指导农会开展工作，晚上不断挪动地点，寄宿在老百姓家。刘长征路子熟，跑得快，人很精明，汤指导员很喜欢他，教他打枪和如何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谭发育还教他修理手枪。
农历腊月28日天刚擦黑，200多名土匪聚集攻打天城乡人民政府。土匪吹着牛角号，放着乱枪扑向乡政府大门，未见抵抗。后来，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早已全部撤出。永兴的解放军赶到，土匪仓惶逃命。下半夜，他们三人住在民兵夏定元家。夏为原伪乡公所“任务班”乡兵，解放后被新政府留用，谁知他早已反水投靠土匪。第二天清晨，夏引来土匪将3人包围，来不及反抗就被缴了械。
土匪将他们三人押至上厂沟一个张姓农户家关押。第二天（时值农历除夕），土匪10多人在张家吃了早饭，将汤指导员、刘长征、谭发育三人依次押在中间，朝着上厂沟至琊川的古道逃窜，行至高石梯坎，土匪将他们推至队伍前面，一个叫刘远方的土匪向走在最前面的汤指导员背上开了一枪，汤即应声倒下土坎，谭发育和两个土匪扭打起来，后被推向土坎后壁，被刘远方连开两枪。看着走在自己前面的两位同志鲜血喷涌、不幸牺牲，刘长征狠狠地抓住抢手的手臂咬了一口，被后面扑上来的土匪摁住。
刘长征被羁押了4天，父亲刘云普和黄主席到处打听，才在山上找到他，经过和土匪头子田绍清交涉，刘云普付20块大洋才将儿子救出土匪窝。
去年9月，德荣村党支部副书记张安模同志听说我要去查看汤指导员、谭发育同志牺牲地和刘长征“陪杀场”的地点，他用摩托车翻山越岭将我送去，并一起陪同我去找当地的老年人摆谈。80多岁的廖顺昌说：刘老先生5月份来到上厂沟，由我带路去指认烈士牺牲的具体地点，老先生泪流满面、哽咽着、深深的鞠躬。
1957年，刘长征从湄潭中学毕业考入贵阳农校，以品学兼优的成绩完成了3年农学专业的学业，被分配到省农业厅工作。他沉稳的性格，勤奋的工作，在专业上不断提出的一些创新理念，多次受到单位表彰，是领导培养的“苗子”。
正当刘长征想在事业上大干一场的时候，1959年冬天，湄潭县境内出现了天灾人祸引起的严重缺粮，家乡辗转带来父母病危的消息。一向孝顺的他再也坐不住了，向领导请了长假，经特批从食堂退回50斤粮票，坐了两天汽车，步行10公里，匆匆赶回家中。父亲拉住他的手，有气无力：“我们没病，是饿的呀！你回来看一眼就行了！”
刘长征翻箱倒柜，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最后在屋后找到一块吃剩的青菜，他用30斤粮票从粮站买回了10斤大米、10斤玉米和10斤署干，将破铁锅洗了三次，熬了两碗稀饭，递到父母床前，两位老人坐不起来，手颤抖着端不住碗，他一边一勺轮流着喂，老人昏暗的眼睛渐渐有了光泽。食物神奇的力量啊！
在儿子精心照料下，第二天、两位老人可以下床行走了。到第四天，竟然可以自己煮饭了。父亲念叨着，催他回单位上班，他不肯。到了第七天、父母不约而同的绝食，父亲说“你不走，我们就不吃饭，快走吧！”
其实，从回家的第一天起，刘长征压根就没有吃过一粒粮食。家乡到处是山泉，清澈见底，吃起来还有微微的甜味，取之不竭。山泉水煮青菜，让他奇迹般活了七天，也瞒了父母七天。
这天天刚黑，忙碌了一天的他，突然感到一阵昏眩，猛地倒在墙角，一瞬间又清醒的站起来。营养的严重缺乏，使他感到精疲力竭。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自己的报负。省城优越的工作环境、年老体弱的父母、自己日渐消瘦的身体，心中的天平总难平衡，最后一咬牙。作出了一个让父母极力反对的决定，调回湄潭！省城的岗位，我不在，大有人在，家中老父老母，我不尽孝，谁以代之!
当刘长征背着行囊到湄潭县农业局报到的时候，人人投以惊诧的目光。老局长却拍着他的肩：好小子，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能想到，谈何想到国家和人民。你心地善良，必定事业有成！局长一席话，既是赞许，更是鞭策。
皂角桥，离县城15公里，是兴隆区天城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解放前曾设东二区区署，有一条不足百米的街道。这里土地肥沃、地下水源丰富，老百姓说，我们的地方99口塘，差一口就成海了，遇天干年成，一锄头打个坑，三天三夜抽不干。吹牛归吹牛，可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刘长征是天城人，当然知道这些。
1968年，“文革”高潮掀起。刘长征避开喧嚣的无畏争吵，将工作关系调到兴隆区农推站。屁股还没有坐热、他就向兴隆区委提出，组织一支科研队伍，进驻皂角桥，实现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刘长征的队伍有7个人，分散住在皂角桥学校的阁楼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人来了、又走了，一批又一批。有的像天城河的水，流去了不回头，有的像马鞍山上的白鹤，飞走又飞回。到后来，有几个人“死个舅子”也不走，心甘情愿和刘长征过苦日子。
在皂角桥的小街上，在公路边的实验田里，经常看到一个“破草帽遮住头、裤腿挽到膝盖头，有时是个话包子（在讲解），有时像块呆木头（在思考）”的农二哥，大人细娃都知道，他就是刘长征，没人称他的官名。
八年，历经千辛万苦的八年。煤油灯熏黑了打白纸糊的墙壁，一张张清秀的脸，白天被日晒，夜晚被烟熏，全都成了“包老爷”。偶尔去县城，常被同事和熟悉的人取笑，甚至奚落。
这八年，在科研队的指导下，皂角桥大队和所属的6个生产队，都建立了科研组和试验田，使粮食总产增产30%以上，社员平均吃粮标准从不足350斤增加到500斤以上，集体储备粮从零增加到人均200余斤。
这八年，刘长征的科研成果——《玉米高产“两头重”施肥法 》获世界学术成果特等奖，填补了该学术领域相关空白，国家农业部、《科学中国人》杂志社授予刘长征 “中国世纪专家”称号，业绩编入《中国世纪专家大辞典》。
1976年，刘长征被调回县农业局，仍然任农推站长，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官，至今人们仍称他刘站长，在生活中，他比谁都低调，一身蓝布衣裤，冬天穿反帮皮鞋，夏天穿草鞋，朴实得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农，说着农村俗话，风趣、幽默。在工作中，却严谨得像个老教授。沉思时，左手撑着尖尖的下巴，脸色铁青，双眼喷出智慧的光芒，似乎要透视洞察万物，同事们非常敬畏他。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号角，他以一个科学家敏锐视觉，感触到大干一场的时候终于来到了。这一生，他与农业推广结下不解之缘，路子该怎么走下去，农推农推，推什么，才能推动改革、推动农业发展？他要迅速找到新的契合点。
1985年，经过缜密的策划，刘长征主动向领导请缨，带着他的团队，选准另一块风水宝地——永兴镇流河渡。通过一年的辛勤耕耘，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商品开发服务中心，以水稻为主体的粮食高产示范点引来全国各地的参观团队。中心签署了县内外上百家农业开发服务项目，在全国各省市引起重大反响，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指示：“这是当前农业部门走出困境的一条路子，要总结、提高、推广”，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特派工作组莅临指导推广工作，湄潭县农业局农推站被评为贵州省农业部门先进集体。
20世纪80年代，湄潭县利用传统优势选择茶叶产业发展之路。眼看着众多的茶农由于不懂得茶叶的深加工，将粗制滥造的产品低价销往外地，刘长征心很急。多少个夜晚，刘长征书房的灯从未熄灭。从一本中专茶叶教材开始，他迈上了另一条跨学科的攀登之路。他知道，很多困难会迎面而来，但他早已横下一条心，就像登山队员一样，要从北坡登上珠峰！
1987年春，同事们突然得知，刘长征承包了县城附近叶家河一片荒山，创办了“龙泉山高级绿茶研制场”。大家非常担心，这不仅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运作，更重要的是，已近暮年的刘长征，能否达到另一个光辉的顶点。渐渐地，这些担心变成了无私的支持。
从开辟茶山到种植成型，荒坡披上了绿装，青丝换成了白发。刘长征的举动受到湄潭县委、县政府的重视，1990年，湄潭县科委给他下达了“名优茶研究”课题。
20多个员工，白天夜晚和茶“揉”在一起。刘长征的衣服烤得比员工的还焦，手被烫得比员工还痛，十个指头伸不直，新茧盖老茧。从毛峰茶20多道工序的研判，到扁形高级绿茶的精细制作，无不亲历亲为，做好祥细记录，晚上把自己亲手摘的茶青带回家，在一口小铜锅里研炒到深夜，小铜锅被磨得像一面铜镜，通过100多次的反复研制。1991年9月，贵州省农业厅通知刘长征带着他的半斤宝贝绿茶样品到杭州参加全国名茶会，被大会定为“名茶制作工艺典范”，国家农业部茶叶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沈培和大师在5天的大会上7次提出点评推荐。中科院茶叶科学研究所王治华研究员称其为“中国名茶研制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迹”。沈培和大师捧着精美绝伦的样品，欣然命名为“龙泉剑茗”，轰动中国名茶圣地杭州。
1992年，刘长征乘胜奋起，特别研制另一款高档绿茶——总统茶。此款茶斩获当年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特誉天价每公斤一万元人民币，将20公斤样品全部收购，作为中国北京“远南残疾人国际运动会”国宾礼品茶。刘长征被媒体称为“中国茶王”。
1999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派记者组深入刘长征家乡湄潭县天城乡天城村，进行全面采访，在中央7台播放了专题片《刘长征种茶》。这时的家乡人，才知道这位土生土长的老乡“确实可以”。
“三医”与保健学科
刘长征善辩。在他工作过的地方，有人给他取了一个雅号——刘克思。马克思创造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论，而刘克思则以他循循善诱的启发引导，让庄稼人从土地中获得了更多的收益。我们不能把他和伟大的导师相比，但不可否认，刘长征在一个又一个的学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历史的车轮，靠巨人，亦靠凡人共同推动。
1994年，退休后的刘长征，从大腹便便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由物质文明伴生而来的社会大问题——人体营养过剩。
对饥饿有切肤之感的他，既揪心于民众“吃不饱”，又担心“吃多了”，通过潜心的研究，其颠覆性的创新思维让他推开了另一座殿堂的大门。不瞒你说，他的这项研究是有“私心”的，他确信会成功，所以他想首先获得受益，让自己首先得到长寿，所以他决定由自己做试验。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营养学家威利特博士，在一次万名科学家参加的科学大会上，推出了“人体营养过剩综合症”理论，纵论人类从饥饿到营养过剩的多方面致病因素，明确指出高血压、各种癌症、脑梗塞、冠心病……均属营养过剩引起的疾病，刘长征心有灵犀。
人类从生存到发展，绵延曲折的渐进过程永远是研究的课题。从维持生命的“食”和延续生的“医”，有大量的典籍可鉴。
中医发展数千年，将人类致病因素分为“七情六淫”，“七情”为“喜、怒、忧、思、愁、恐、惊”，是致病的内因，“六淫”为“风、寒、暑、湿、燥、火”，是致病的外因，中医各家圣典，于今400多部，博大精深，利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主客观两个方面阐释得一清二楚，从而制订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治病方法。而西医则以透视直观的影像鉴别和探囊取物般的解剖手段为捷径，以胜败在此一举的决断来决定死活——刘长征这样认为。
肥胖引起的疾病（特别是癌症），使得中、西医的手段都杵了坎。国人受改革开放之益，从食不果腹到吃饱喝足，物质的充盈使人们不至于舍死忘生的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挥泪如雨的场面已属罕见，“要”字甩掉一横变成“耍”字，过渡讲究食品色香味的同时，忽略了食品的安全和健康，填鸭式的塞入往往越过胃肠道的底线……刘长征通过国际国内关于人体营养学、保健学、医学、民俗学、经济学，乃至社会发展诸方面的研究中，历经四年的融会贯通，总结提出介于中医、西医之后的“三医”创新理论。
何为“三医”？严格说来这是个学术问题，要弄清楚得读他发表的20多篇论文，很难。从以上语无伦次的叙述中，你应该感受到一些。用刘长征家乡人的话说“三医”就是吃青菜。
2014年6月20日，刘长征开始用自己的身体来践行他的“三医”理论，每天吃食物总量50-60%的新鲜青菜，并且饿2小时，充分利用饥饿感保持饥饿调节。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上工整的记载着他的感受。
201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有产阶级吃青菜大革命运动”拉开了序幕。刘长征在市场上花240元购买了300包青菜种子，无偿分发到小溪村民组每个农户家中。碍于情面，有的收下了，却没种上，有的种上了，却没吃上，也有的却默默地响应了他的号召，大碗大碗吃起来。
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有多难？刘长征提出，应该以“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先在一个组，一个村搞试点，再行推广到一个县、一个省，最终取得全国性的响应，当成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抓。用3年的时间，普及“三医”教育，落实“三医”政策，实行“三医”全覆盖，“实现人类百岁不是梦”。
有人说：刘长征老“黄昏”了，更有人说：刘长征“疯啦”。但有人却很清醒。刘长征《浅谈人体进食饱饿节奏关系》论文获“世界重大学术创新成果特等奖”，世界名人协会誉称他为“人体健康保健学科带头人”
在另一本书上看到对刘长征的介绍，诸如“中国世纪专家”，省级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高级研究员，终身客座教授，中国著名茶叶专家，改革开放先锋人物，《中国科学家》杂志封面人物、中国科学家协会会员、共和国功勋人物……每一项荣誉的获得，都是一部精彩的创业史。我不便喋喋不休去追问一个85岁高龄的老年人。在一个书店的书架上，一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家力作选》，载入刘长征的一篇散文《人类的进步，是任何势力无法阻挡的》，先生用文学家的笔触，阐释了人类3500万年来博大精深的哲理。
闲暇之余，翻开先生赠我的《刘长征诗选》，看到他重回皂角桥时的咏叹：“门窗如故槐树在，洗衣板上长青苔，春风满楼何时是，未触栏杆泪先来。”句句道出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浓浓的故乡情结。想着这位历尽千辛万苦仍然还在科学的路上不畏艰险不懈攀登的耄耋之人，敝人亦然是“一文未成泪先来”啊。
任静和外公刘长征去茶园
刘长征给任静讲解当初龙泉剑茗茶叶获奖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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